同心同德，共展宏圖：攜手選擇地球的未來——巴哈伊國際社團在巴黎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上的發言稿
【同心同德，共展宏圖：攜手選擇地球的未來——巴哈伊國際社團在巴黎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上的發言稿】
巴黎——2015年11月23日
氣候的人為改變並非不可避免，人與自然的關係在於人的選擇。這是2015年巴黎氣候大會（第21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的核心內容。這次大會進行了多種方式的努力，去識別做出更好選擇的方法。當今的全球社會往往將自然界視為可供開採的物質資源庫。這種范式的嚴峻後果昭昭可見。人與地球之間更加平衡的關係亟待建立。問題是：新的行動和互動模式如何通過個人選擇、社會體系、治理機制而在個人與集體層面得到最好的建立。
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涵蓋社會、經濟和環境各個方面。隨著這項議程的採行，進行有意義變革的動力已經蓄勢待發。普遍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全球碳排放公約似乎第一次可望可及了。然而，可持續性的界定需依憑人文和社會因素，如同對於生態因素的依憑一樣。例如，現已發現：不公與環境惡化[1]之間的相關性，表明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對於地球的物質資源有著直接的影響。全球體制既致使許多人陷入窮困貧乏，又釀成了自然環境日漸枯竭。
對待環境的更加平衡的態度須是：在有意識地解決自然問題的同時自覺解決人的問題。這種態度須體現在以正義和平等為特徵的社會規範與行為模式中。在此基礎之上，方可構築我們未來的一個不斷發展的共同圖景。這圖景又反過來成為一種有力的機制，將世界各地的行動調動起來，將無數人的努力協調為相互強化的行動。
一種新意識的基礎
讓人類踏上通往未來的更加持久的道路，這關係到態度與行動的轉變。制度結構的改革將會是關鍵，它確是第21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與會者的關注焦點。然而，不論人們在社會中的角色與地位如何，終究還是他們實施或忽略中央管理機構的政策，投身精心構思的專案或繼續以往的生活模式。我們所有人都能有所作為，我們的決定都會產生一定的影響。因此，建立個人與集體生活的可持續發展模式，這不僅需要新技術而且需要人類具備新意識，對我們及我們在這個世界上的位置形成新觀念。
這種意識從何而生？將它體現在無數城鎮鄉村的意願與自製力何處可覓？為全體的福祉而犧牲、信任且被信任、知足、慷慨給予等品質，不是來自實用主義或政治上的權宜之計，而是源於最深層的人類啟示與動機。在這裡，信仰顯示出自身對於可持續性努力的效果和人類能力的關鍵作用。
宗教信仰的作用尤其值得注意。自有文字記錄的歷史以來，宗教成為人類文明的特徵之一，激勵著數不清的人為他人福祉奮起努力並全力以赴。宗教對人類生存與發展的理解，將人類的眼界從崎嶇之路投向遠方的地平線。在忠實于超越的創教人的精神意旨時，宗教是創造個人與集體生活的得力新模式的最強大力量之一。
因此，宗教提供了一種至關重要的責任心，使人致力於新穎的、具有挑戰性的生活模式。值得注意的是，宗教領袖與基於宗教信仰的組織日益重視與氣候變化相關的環境和正義問題。但是，宗教信仰不會自動轉化為對公共利益的服務。比如，心懷良願的信眾完全有可能對於改善社會無所貢獻。顯然，我們需要多多學習如何將高尚理想體現為堅定持久的行動。在此意義上，可以將宗教社團理解為將靈性教義轉化成社會現實的實踐社團。在宗教社團中，一個能力建設過程開始了，旨在幫助所有背景的人參與社會變革。對於為可持續發展工作的所有人而言，這一過程在不同背景與多元環境中的開展會是一個可以進行豐富探索的領域。
在生態挑戰的根源處識別靈性原則，這也是形成有效行動的關鍵。人類一家，正義需要民眾普遍參與可持續發展工作，諸如此類的靈性原則反映出人性的高度複雜性。同樣重要的是，靈性原則有助於培養藉以貫徹實際舉措的意志與雄心。因此，識別既定問題深層的靈性原則，根據靈性原則的要求制定行動，這是一個惠及的所有人——從傳統上的宗教人士到政府首腦、公司企業、市民社會和公共政策制定者——且能得助於所有人的方法論。
集體行動的基礎
針對可持續問題的行動，往往奠基於我們都生活在同一星球的情愫。氣候變化、跨國移民、全球性流行病之類的共同關注當然不容輕忽。但是，真要轉變個人與集體生活模式，則須深切理解地球生物圈的內在關聯性。人與環境是一個有機完整系統中相互關聯的兩個方面。在這一歷史關頭，如果將這二者相互分離，我們將無法準確理解其中的任何一方。
這一理解蘊含著人類自身的有機一體性。人類一家，這個觀念在流行的話語中看似簡單實則不然，它對於在所有層面形成有效行動具有無窮的意涵。例如，可以將第21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理解為一個機會，一個深刻領會人類一體性原則的實踐意義的機會，擔負起將我們對他人和自然界的道德責任轉化為實質協議、方法與行動計畫的義務。
對於人類一體性持有豐富和不斷深化的意識，這是克服“貧富”、“南北”、“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等二元對立的唯一途徑。這類指稱並非毫無根據，因為有些國家確實比其他國家擁有更多的經濟資源。現實雖然不容否認，但也不應麻痹建設性的行動。相反，應把現實納入這樣一種視野：一個完整的、可持續的、繁榮的世界不是由“我們”和“他們”共同努力構建的，而是由我們所有人為了每一個人共同建設的。
人類一體性原則凸顯了提升人類福祉與扭轉環境惡化之間的密切關係。有些地區的生態足跡確實遠遠大於其他地區。針對這一現實，解決之道既包括自願的選擇也包括政府的規範。但同樣重要的是，為數十億人解除貧困，所用方法不僅僅是減少對環境的傷害且要積極改善環境。在環境需求的背景下滿足社會需求，這是對氣候變化的緊迫道德要求的回應。但其基本道理也是極其實用的，因為氣候變化要求馬上行動，越早行動獲益越多。
這種從環境出發的發展觀也為如何衡量人類和自然的價值奠定了基礎，這種新的衡量方式就和一直以來以利益為準繩的標準一樣直白。一心追求經濟效益往往導致對自然系統與人類生活的雙重破壞，今天這一觀點已經獲得廣泛認可。這一結論導致人們對企業與市場力量在可持續發展過程中扮演怎樣的角色充滿了矛盾心理。這一問題十分複雜，很難簡單回答。然而看來將持有良善信仰的努力整合進一種公正的全球行動勢在必行，因為這樣的努力避免了所有導致對抗、敵意、防備與猜疑的排斥形式。
為可持續的星球重鑄關係
人類一體性原則對於所有層面的關係皆有深意。個人選擇與政府行動往往精妙地被放置在相反相對的位置，似乎表明二者中的一方處於優先地位。當然，事實上二者都是必不可少的。如果個人不採納更加可持續的生活方式與行為，僅有政府層面的協議是不夠的。同樣，如果政府不在制度層面進行必要的變革，只有節約用水、減少浪費之類的個人行動也是不夠的。同樣至關重要的還有社區，它作為文明的獨特單位有其特殊的能力與特點，起著不容忽視的重要作用。若求長遠進步，就需要加強這三者之間的聚合力。
這在實踐中會呈現什麼景象呢？消費習慣可以提供一個有用的說明。例如，人們可能支持垃圾回收利用，但所生活的區域卻沒有垃圾處理中心或者社區堆肥場之類的服務。因而，缺少政府的適當支持，會嚴重制約個人改變的可能性。人們需要相關機構去創造一個具有支持力的環境。政府的關鍵作用在於制定政策、法律與規範，以支援想要的行動和舉止。
然而，這一框架只是奠定基礎和創造條件而已。因為要採納新的行為模式，還是維持以往的生活方式，終究是個人的自主決定。因此，人類行為與個人決策對於可持續發展努力的成功至為關鍵，尤其是在價值、倫理與道德領域。這類品質可能看起來分散、“柔弱”。然而，若缺少態度、信仰之類的行為規範因素的同步轉變，生活方式的變革將會難以為繼。如果奢侈品的獲取和不斷積累被視為成功與地位的有力象徵，那麼消費習慣就不會發生改變。構建更加可持續的生活模式，須對人性與幸福的先決條件進行持久的對話。
這類對話如何產生呢？政府部門能夠有所貢獻，它可以借助教育性擴展項目，可以努力建立各方對於彼此的責任感。節約用水的市級或省級政策是被視為受歡迎的進步，還是毫無必要的麻煩？是在對於未來的共同願景基礎上形成有關基礎設施的集體決策，還是對於個人的切身利益斤斤計較？產生這類問題的文化特質就來源於社區之中。社區可以為不同背景、不同才能的眾多參與者提供舞臺，將他們的努力聯合起來去實現變革與進步。社區還為共同目標的達成和共同未來願景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空間。在環境問題上，越來越多的城市比它們的所在國家政府採取了更加有力的舉措。這個例子說明社區蘊藏著通過協同努力追求共同目標的強大力量。
探索個人與機構之類的社會角色之間的新的互動模式，這將是與自然界和在全球大家庭各部門間構建持久關係之任務的核心。解決全球氣候變化問題的工作，最終圍繞人類幸福生活之目的的實現，這也是全球民眾和所有文化所珍視的目標。在這裡，可以找到支持我們眼前工作的強而有力的團結點。我們相信第21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與會者的努力，為我們及未來世代更為有效地追求人類福祉與繁榮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 如參見，《2011年人類發展報告》：“一個綜合視角顯示：環境惡化如何通過對弱勢群體的不利影響加劇社會不公，而人類發展的不平等如何加劇環境惡化。”霍蘭德，T. G.，彼得森，G. D.，岡薩雷斯，A.（2009）。《關於經濟不平等如何預示生物多樣性喪失的跨國分析》，載於《保護生物學》，23(5), 1304-13013。安德里奇，M. A.，伊姆柏格，J.，奧科斯伯，E. R.（2010）：《通過自我調整可持續性提高效能降低風險：西澳大利亞的社會與財富不公》，載於《可持續發展雜誌》，3(3), 14-35。
摘自：A
statement to COP21: Shared Vision, Shared Volition — Choosing Our Global Fu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