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予”作為全球治理的基礎 《適恰的治理》聲明提醒我們，“動盪時期提供了重新定義集體價值觀及其基礎假設的機會。”當前全球大流行病恰好給我們提供了這種實踐的良機。今天的世界秩序是建立在國家主權假定的基礎之上，國家之間的關係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自利和競爭。無論這個秩序給人類帶來了什麼好處，它顯然已經達到了極限。重新審視那些將各國家聯結成一個政治體的基本假設已不容拖延了。在考慮日益相互依存世界所需的安排時，我們不得不把“給予”和“慷慨”的德行轉化為政策和行動。   “給予”在一個相互聯繫和整合的系統中的關鍵作用，人類的身體本身提供了這方面的洞見。在這裡，沒有任何細胞能夠脫離人的身體存活; 相反，每一個細胞都在為整體的健康和發展而努力。構成要素之間的關係是以“合作、互助、互惠”[i]為基礎的。而由這些關係產生的細胞和器官的結構安排，使整個系統可以在比其各自構成部分更高的層次上運行。   把這些經驗應用到政治體上，把給予、而非競爭式獲取，作為集體繁榮的基礎，我們能學到什麼呢?在這種重新設想的全球秩序中，一個國家的尊嚴源自于它成為其他國家和平與繁榮的源泉。正如個體細胞通過服務整個身體來履行其最高使命一樣，個體國家通過促進整個世界的福祉來展示其崇高的地位。每個國家，無論其社會經濟狀況如何，都可以為新興的全球文明的發展做出貢獻，每個國家都有權利享受這種文明的成果。很明顯，“促進局部利益的最佳手段就是為整體利益服務”[ii]。   可以肯定的是，當一個國家進行內部發展時，例如，通過消除文盲或使人口擺脫貧困，它對人類整體作出有意義的貢獻。然而，在新世界秩序裡，國家發展的目的應該納入實現全球目標的語境下。例如，提供國際援助的行為也是發展國家自身的一種手段。當給予轉化為政策時，外國投資的目的是分享自己的資源或專業知識，而不是剝削受援國。國際貿易被重新安排，以幫助減少富國和窮國之間的差距，而不是讓經濟實力更強的國家受惠而已。企業走向國際化不是為了利用環境和工人保護的較低要求以及稅收優惠制度，而是為了提高受惠國家的經濟生活水準。但這裡所提及的“給予“不是慈善事業，也不是“一群人為了另一群人的利益而進行的一系列活動”。[iii] 所謂“給予”，既指自願分享，也指為其他各方的賦能做出貢獻。   歸根到底，“一個國家的幸福與榮耀即在於此：它如太陽一般在知識之天國光芒四射。”[iv]  我們應該注意到，太陽是無條件地給予我們恩惠的。為此，促進國家和文化之間的對話和交流應該是政策的首要任務，但這樣的互動要“避免受到政治派別目的的操縱“。[v]   隨著國家政策的首要目標被重新定義，即一個國家能為其國家做出什麼貢獻，而不是從其他國家得到什麼，界定新的發展指標將是必需的。這些必須反映了一個國家的教育課程在多大程度上促進了全球公民身份及意識，為培養一種給予文化所付出的努力，對國家間交流的重視，與其他國家合作專案的數量，最重要的是，用於援助其他國家的知識和技術資源水準。   如果為他人提供説明和服務是一個國家外交政策的標誌，它們首先必須成為國內的常規。簡單地說，給予從家開始。要發展一種給予的文化，個人意識的蛻變必須伴隨著上述的政策和結構的調整。我們需要強調以給予為核心的世界公民意識的教育課程，也需要在不同層次和不同空間推動“給予”作為一種思維和行動模式的話語構建。事實上，蛻變可以簡單地從幾個朋友之間關於當前世界秩序狀態的對話開始, 前提是對話的圈子必須逐漸擴大、擁抱更多人。世界各國人民需要知道，今天表達一個人的高貴性的一個關鍵方式就是提高對“人類一體”原則的意識，並協助為實現這一組織原則的國際治理結構奠定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