邁向新的環境治理——巴哈伊處方 1990年1月,在莫斯科召開了為期一周的“人類生存環境與發展全球論壇”。有近千名來自世界各地的頂尖學者參與了本次大會,跨科學、政治和宗教等領域。此歷史性會議達成了一項共識,呼籲“為人類活動尋求一個新的精神和道德基礎”並“發展人與自然的新互動模式”。1 多位元著名科學家在會議中探討了此主題。一篇題為《保護和珍惜地球:呼籲科學與宗教共擔責任》的公告(《莫斯科公告》)指出,必須“始終以宗教和科學的雙維度去識別”當今人類所面臨的問題,也就是“應對環境危機迫切需要個人行為層面的徹底變革”。“歷史表明,宗教的指導,榜樣的垂范,領袖的帶動能夠強有力地影響個人行為並發揚獻身精神”。科學家們進一步指出: “作為科學家,我們中的許多人都對宇宙萬物有著深深的敬畏和崇敬之情。我們知道,神聖事物更應受到人們的尊重和保護,對待我們的地球家園也當如此,需以一種神聖的視角去看待環境保護。……因此,宗教與科學兩者均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2 “全球論壇”發表的公告體現了科學界對人類成就的一個前所未有的肯定。作為宗教思想的實質,人類道德、倫理和創造力方面勢必將在環境保護的實踐中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 1990年10月,在泰國曼谷召開了關於環境議題的非政府組織與媒體研討會。發佈的《世界環境行為準則》公告(《曼谷公告》)回應了對新一層精神承諾的呼籲。並且,第二次公告所呼籲的內容較《全球論壇公告》更為深遠,不僅宣導個人行為、舉止和盡責意願在精神層面的轉變,而且呼籲所有“地球公民”團結一致應對挑戰。公告開篇如下: “地球正處於嚴重的環境危機中。以生態不可持續、社會疏離、經濟失衡為特徵的全球性人類行為模式是這一危機的根源。我們需要重塑人類的目標,把物質和精神的現實結合起來,喚起集體良知……” “……要讓形形色色的人群通力合作、共創未來,團結則不可或缺……”3 《曼谷公告》和《莫斯科公告》都援引了世界各大宗教的共同要旨,即精神世界觀的樹立以及隨之而來的人類行為標準的轉變。《曼谷公告》尤為明確地指出,在人類轉變的過程中對世界大同的需要。 鑒於對世界大同的強烈呼求,新興世界宗教——巴哈伊信仰得到了人們的關注4。它不僅宣導一個能為所有宗教所公認的精神價值觀,還提供了直面這個全球化時代特有問題的社會教義。教義的核心乃是世界大同,在世界各種族各國家之間建立團結。鑒於先前一些宗教的社會教義涉及個人與家庭、群落乃至國家之間的關係——根據宗教所體現的時代特性,巴哈伊信仰將社會教義範圍擴大至包括個人、各群體(種族,民族,政治及其他),乃至整個國際社區。 由於強調世界大同與全球合作,巴哈伊信仰的教義獨一無二地提出了“人類活動所應依據的新的精神和道德基礎”。巴哈伊提倡的社會模式有四個值得探究的方面:巴哈伊信仰的自然觀;直接指導人與自然關係的巴哈伊原則;關於環境危機潛在因素的巴哈伊觀點;促進世界大同與全球合作的巴哈伊處方。 巴哈伊信仰的自然觀 巴哈伊信仰的基礎是上帝唯一,上帝即“萬物之最深實質”,“太初意志”,“不可知的本質”。5巴哈伊聖作認為,自然界是這個“不可知本質”在塵世的反映。巴哈伊信仰的創立者巴哈歐拉寫道:“自然是上帝的意志,是上帝的意志在這個偶然世界並通過這個偶然世界的表達。”6因此, “諸天與凡塵中的任何事物,均是一個直接證據,表明上帝的屬性與名稱顯示其中,因每粒原子皆蘊藏諸般表徵,可有力證實那至大光明的顯示……一粒原子裡閃耀著何其璀璨的知識星斗,一滴水珠裡澎湃著何其浩瀚的智慧海洋!”7 在另一處,巴哈歐拉向上帝祈禱時這樣說道:...
巴哈伊國際社團向聯合國社會發展委員會第五十七屆大會提交的聲明 億萬人崛起:釋放全人類社會變革的能力 紐約 – 2019年1月29日 世界各地有想法的行動者正努力創建一些社會和經濟新規則,從而使“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這一偉大理念能夠成為現實。有鑑於此,社會發展委員會正在審議的財政、薪資和社會保障措施可被視為塑造活力社區的漸進式手段,來自不同背景的社區成員都在為共同利益做出貢獻並從中受益。當前的全球秩序通常鼓勵以犧牲公眾利益來實現個人利益,一味崇尚財富積累,追求經濟增長而不顧及自然生態。因此,社會發展委員會工作的核心是尋求各種方式,使各國政府能將經濟力量導向公平正義和機會均等之路,而不論一個人的出生地或社會地位如何。 承認70多億人都擁有個體尊嚴,即是對於真正意義上普遍存在的人類實在的認同。從原則上來看,雖然人類在語言、歷史和文化表達方面存在無限差異,卻是一個大家庭。在諸多方面,人類一體的觀念是聯合國系統運作的核心。然而,基於人類差異假設引發的社會動盪在各方面都顯而易見。支持世界日益相互依存的政策正受到質疑,並在一些情況下被完全擯棄。對於他者的負面認知正席捲全球,導致社會分崩離析。圍繞基本準則形成的社會共識正日益瓦解,同事和鄰里、國家和經濟體之間亦是如此。 讓越來越多人團結起來投身于一項共同事業的前瞻性願景是應對這些結構性挑戰的關鍵。而將這一願景轉化為現實的能力亦同樣重要。在這方面,減少貧富兩極分化和促進社會凝聚力的經濟政策至關重要。一方面,社會發展委員會正在審議的經濟政策有潛在可能性,確保所有人都不低於最低標準。該標準旨在不會讓不幸淪為羞辱,挫折惡化為災難。這些政策還有助於營造一種更好的環境,讓越來越多的人發展能力,致力於建設更美好的世界。 治理制度的作用 成員國如何使用政策工具來創造符合其人民最高願望的條件?在實踐中,旨在促進社會發展的措施往往承擔了捐助者/接受者關係的要素,事實上,旨在促進社會發展的措施通常存在施與者與接受者的關係。一方面伴隨著家長式作風和優越感的隱患;另一方面還存在依賴性和權利被剝奪的擔憂。如果要避免這些,就需要在當地社區、公民個人和社會機構之間建立全新的關係模式。這種關係體系既能促進並吸引民眾廣泛參與,就他們共同的未來進行深入的磋商,並就如何實現這些目標作出有意義的決策。為此在鄉村和城市、社區和家庭中開展的磋商過程將最充分地吸收人類大家庭的才幹和洞見。政府的職責將側重於賦能和賦權,而不僅僅是提供物資和資助。幫助當地社區和個人釋放變革力量將成為各級機構的決定性目標。 由此看來,關鍵的不只是制定一系列政策,而要開啟一項持續進程,致力於在集體和個人層面,同時提升能動作用與繁榮。 當地社區的能力建設和政府履行其應有的義務,這兩方面有時可能會互相對立。但這種二元性最終證明是錯誤的,因為快速進步的若干最明顯例子就是源自開明政策和賦能民眾的結合。當各個社區開展智識、社會、技術和道德方面的能力建設,並就當地政府如何完善公共服務並通過改善服務的方式做出明智決策時,社區才會蓬勃發展。就政府本身而言,只有本地民眾有能力和意願自行解決問題時,才能最完美地實現政府在廣泛領域的社會進步目標。有鑑於此,社會和經濟政策已成為國家加強自身與其支援和服務的社區之間夥伴關係的重要途徑。 這種夥伴關係在實踐中會因環境不同而出現差異。但是許多觀點具有普遍性。聯合國在促進全球學習過程方面具有獨特的優勢。可採取的方法包括開闢用於真正探索、彙集經驗和確定新興趨勢和模式的空間,同時杜絕沾沾自喜和自抬身價。例如,該方法非常適合幫助加深對有效政策制定的過程的理解,而非僅尋求效仿現有政策。隨著時間的推移,這方面的努力可為產生和實施有效政策的方式提供寶貴的見解。例如,用於建立所有權和承諾的決策類型或用於促進不同層次的行動者密切合作的互動類型。 聯合國在推動關鍵學習領域的發展也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例如,依賴社會保護計畫的個人時常面臨的恥辱能減少嗎? 同樣,在哪些情況下,各種財政、薪資和社會保障政策才能為真正具有凝聚力和包容性的社會作出貢獻,而不僅僅是簡單地向一群服務良好但互不關連的亞群體提供幫助?。 數十億社會變革的主角...
從赤字到富裕:在所有人群中看到積極貢獻的能力 巴哈伊國際社團致聯合國社會發展委員會第55屆會議的一項提議 繼社會發展問題世界首腦會議和第24屆聯合國大會特別會議: 本次會議的優先主題是“消除貧窮以實現人人享有的可持續發展的戰略”。 紐約 2017年2月1日 “個人也許會貧窮,但是我們看到了社會中集體的富裕潛能。”一位在中非援助建立當地學校的人士說。 消除貧窮是聯合國幾十年來的一個目標,儘管如此還是沒有找到可持續的方案。 作為代表聚集在一起尋求“消除貧窮以實現人人享有的可持續發展的戰略”,我們必須要開誠佈公地問自己,為什麼全球的人口中依然有那麼多人缺少基本的物質生存資料。 今天看到的根深蒂固的挑戰表明經濟秩序日益失調。諸如極端的貧富差距、日益加劇的不平等和系統性腐敗等弊病正在造成社會的不穩定局面,也在分裂著諸多社區。與此同時,這些挑戰也凸顯了當代經濟運行的基本方面,比如工作的本質,財富的目的以及個人對他人和社會的責任,缺乏真正的社會共識。比如,一個社會大力讚揚物質財富趨向極不平等,或者金錢利益脫離引人注目的社會責任感,以持續不穩定的不平等形式來塑造法律,這些都成了很自然的事情。 解決諸如此類結構性問題,將需要從歷來沒有被認為是答案來源的地方得到創新方法。有鑑於此,巴哈伊國際社團建議,從聯合國體系來看發展能夠看到人群中的潛能和力量的能力將是至關重要的,有時是那些會被貼上“邊緣化”標籤的人群。 簡而言之,消除貧困的持久進步需要從赤字心態轉向富裕心態。 *** 至少在話語層面,向這個方向發展的行動已經開始。發展領域中的探討愈加確認,有限財政資源的社區在國際行動者到來之前並沒有沉寂以及無所事事。與此同時,與這些人群的互動常常有需求、挑戰、缺點和短缺方面的表達。在這個概念下也就是公認的低收入社區機構。但從功能上看,他們主要是作為服務和説明的物件,即瞭解了他們的觀點和喜好,但很少在合作企業中將他們被視為有能力且平等的合作夥伴。 這種二分法會使解決貧困根源陷於泥潭。假設,偏差以及偏見會導致生產能力浪費,人們會對前進的步伐忽略或者視而不見。低技術創新的應用即是一例。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生產的顯著進步是在鄉村背景下產生的。這些發展具有普世意義,因為能源消耗需要在所有收入水準的國家中更加可持續化。然而,這樣的創新通常只被認為在它們所出現的地方地區合適,也許只是類似“南-南合作”,但跟工業化社會的需要和現實無關。 除了技術創新能力之外,低收入人群也同樣擁有社會創新的潛力。最終,消除貧困將不僅僅是物質資源的分配和單純的會計問題。以真實而持久的方式來解決貧困問題需要構建社會本身的新模式,能夠反映諸如公平、團結、正義、和同情等道德和精神原則。這將涉及各種新方式的構建,比如相互扶持,相互關聯以及個人和集體事務的組織。在這方面,高收入地區並不比低收入地區擁有更多的知識和專業能力。高原草原的村莊和大城市的公寓大樓都同樣有能力建設具有凝聚力和充滿活力的社會生活模式。...